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完成了资本聚集。

　　资本聚集的原理比较简单，财为利而往。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全球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盈利空间。全球资本流往中国，理所当然，势所必然。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资本聚集是有极限的。极限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利益极限；一个是管理极限。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利益潜力巨大。但是，中国的总体资产盈利率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管理能力已经到达极限。

　　中国之所以出现管理的极限，原因在于中国并没有出现人才的聚集。古今中外的所有盛世，无一例外，都是人才聚集的结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没有人才的聚集，无疑是虚妄的。

　　中国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资本聚集，是因为建立了自由流动的商品市场。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才聚集，是因为没有建立可以自由流动的人才市场。在中国，几乎所有使用人才的职位，从政府到大型企业机构，都是高度垄断的，无竞争的，非自由流动的。甚至，在改革开放的同时，理应高度市场化的职位，被严重私有化了，成为个别人私相授受的特殊商品，形成越反越烈的腐败。更为严重的还不仅仅是腐败，而是渐渐失去公平与效率。进而渐渐失去国家和民族的竞争优势。

　　市场，为商品提供了表达价值和实现价值的机会。

　　由于没有人才的市场，人才的价值就无法衡量；由于没有人才的市场，人才的价值就无法表达；由于没有人才的市场，人才的价值就无法实现。

　　在一个职位高度垄断的国度，人才的含义往往就是与权力的距离。人才的能力异化为缩短与权力距离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为古今中外优秀人才所不齿的，擦鞋仔能力。说穿了，就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胆识与技巧。何以有些位高权重者不为世人敬重？因为，他们的行为有违于普世的道德标准，也有违于起码的市场原则。职位的高度垄断，必然异化人才的含义；通向职位的道路，必然异化为腐败之路。

　　职位垄断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是腐败职位本身。职位附带的权力同时深刻影响商品市场和商业行为。中国依然存在各种职位之下的各类型资源的高度垄断。这就导致企业的管理者，将经营的重点不是放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而是经营各种类型的关系。事实上，这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在各式各样的关系之中，蕴含了稀缺资源、优惠价格、低行政成本、交易与人身安全等等获利因素。这就导致一种奇怪的商业现象，企业发展的速度和个人致富的水平与距离权力的距离成反比。这就从某种意义上贬低了创造价值者的价值。将创造价值定义为缩短与权力的距离，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商业伦理。同时，不可避免地损害社会公义和资源使用效率。畸形的商业伦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无法产生大型民营企业，无法产生大企业家的根本原因。试想一下，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不是靠天才的思想和卓越的管理，而是靠与某位总统的特殊关系，还会有微软和巴郡的成就吗？

　　职位的市场化不等于简单的民主选举。市场的含义在于严格的游戏规则、多样性的选择、公开透明的过程与结果、公众的认受性。这其实不是天大的难事。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也都遵循这样的原则。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在向这一方向发展。问题是，太慢了。

　　中国发展了，强大了，富裕了。但是，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不仅仅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甚至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间，我们将不可避免的面对与顶级强国的对决。这场对决可能是非军事的，以资本形态进行的，是对资源和市场话事权的终极较量。较量的底蕴实质上就是人才与知识的综合实力。换句话讲，如果中国不能在今后的十年间有效地聚集人才，我们可能依然要面对一个世纪前大清帝国的耻辱。当今帝国主义的资本殖民，虽然比军事殖民人道温和，但是其掠夺和破坏的能力更加惊人。中国人流血牺牲几代人终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军事殖民。我们不能接受在我们这一代再一次被帝国主义资本殖民。我们需要做些事情，只争朝夕地做些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我们深切地怀念邓小平同志。是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进行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了中国的资本聚集，使中国走上了富裕之路。我们深切期待现在的领导者。继续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成就中国的人才聚集，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本文转自新浪麒元的BLOG，文章作者为卢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