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系词》，“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它的意思是说，对于财物的管理和使用要有一个正当的说法，禁止民众不合理的开支和铺张浪费，是理财最最合宜的方法。根据考古发现和社会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原始社会中晚期社会财富有了剩余时起，就有了理财问题。《尚书·洪范》中论述五福，首先谈寿，接着就重点谈富；在《大学》中也有许多精彩的理财论述，所以有这样一副对联：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这说明了财富是中国古代经典的一项核心内容。纵观中国历史，古人的理财观念，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

　　根据对风险的偏好，古人的理财观念也可以分为三个类型：风险爱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厌恶型。风险爱好型，主要是指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类型，吕不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战国策》），他理财的途径主要是发现有潜力，价值被低估的企业（秦公子异人），向其注入风险资本，帮助其上市（登基为帝），以获取巨大的收益，可以说是开创了风险投资的先河。但这种高收益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没有合理的退出机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吕不韦后来的遭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他相比，范蠡则明智得多，懂得在适当的时机退出已获利项目，投资于新的项目，这才有了天下闻名的“陶朱公”。

　　风险中立型的理财观则遵循收益覆盖成本与风险的原则，选择最佳的投资机会。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的投资观念与沃伦·巴菲特“在别人都理智时，我疯狂；在别人都疯狂时，我理智。能够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思考方式，在投资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的理念惊人地一致。他对于自己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他认为在投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四点：“智”，权衡厉害；“勇”，当机立断；“仁”拿捏取舍分寸；“强”，知进退取舍。如果他活在现代的话，相信也是一个“股神”级的人物。

　　风险厌恶型（即风险趋避型）是古代中国最主流的一种理财观念，孔子“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论语·里仁》）的观点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由“君子罕言利”到“君子不言利”的演变也使得商业成了社会阶层的最底层。由于知识分子耻于言利，自然也不会进行投资，他们大多追求的是一种低风险的、量入为出的资金合理安排。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先生就是此中翘楚。当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工资大幅减少，于是他痛下决心，决定把每天的开支控制在150文钱以内。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每月发工资后取出4500文钱，分成30堆后用绳子串起来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一枝长长的画叉挑取一串，取完后就把画叉藏起来。平常在屋里放一只大桶，存放每天剩下的钱，以备来客时招待使用。直到今天，这样的理财方法还在被广大工薪阶层所广泛使用。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清贫，这和他们不善理财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都能像苏东坡先生这样合理规划用度，相信李清照、柳永这样的偶像派诗人也不会有凄凉的晚景，而曾为检校工部员外郎的杜甫也不会发出“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哀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