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华社罗绮萍北京报道。

　　今年是两会换届之年，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中，当中不乏重量级人物，其中一位便是曾任香港证监会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伦，她也是首位出任中国副部级官员的香港人，前无古人，她在三年零八个月后离职，至今后无来者。

　　她现在的头衔是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及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关注的议题更为广泛。3月4日下午，她与包括财华社在内几位香港记者茶聚时，详谈她认为应该修订H股《必备条款》，香港不应拘泥「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名称，应办好实事，她更乐意谈到她成功争取特区政府一笔过拨款180亿元成立大学研究基金，她又首次谈到离开中国证监会的原因。

　　记者：人民币现时有升值压力，你认为香港有甚么角色？两会期间有香港代表提出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你是否赞成？

　　史美伦：香港作为内地的融资中心，在某一段时期，当内地很需要资金时，我们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则有QDII，将来或者有资金自由行之类项目，帮助国家资金排洪，这对双方都有利。至於人民币是否升值？这涉及很多因素，未能与以上的发展直接连上关系。

　　至於香港能否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首先要弄清楚甚么叫「离岸中心」，很多人对此都有不同定义，我们比较熟悉的是80年代「Euro Dollar」的做法，即在欧洲存美元，这是否「离岸中心」？也未知与现时讨论或建议的是否一样。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应拘泥是否称香港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最重要是做好实事？

　　史美伦：对的，最重要是看看香港有甚么可以帮忙的，可以与国家互惠互利的，例如我看到报章说，中国投资公司(CIC)也可能投资在香港，这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最重要是内地香港互惠互利。

　　香港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多办实事，多推出产品，渐渐香港自然便是所谓的「离岸中心」了，是否称为「离岸中心」也不重要。

　　记者：那么香港实际可以做甚么？财富管理是否发展重点？

　　史美伦：这是重点之一，香港发展成财富管理中心，不单可以吸引内地资金，同时也面向世界，特区政府已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取消遗产税，新预算案也会检讨信托基金的法律。

　　记者：你与中国投资公司高层(与总经理高西庆曾是美国律师行同事)稔熟，你的国际经验丰富，他们对外投资有没有谘询你？

　　史美伦：这不能说，我不能谈人家公司的事。

　　记者：你参与了1993年首只H股来港上市的法规制订工作，现时有很多意见认为相关条例落后，你怎看？

　　史美伦：这当然需要改进，当时是1993年，距今15年，当时未有《公司法》及《证券法》，所以加了很多《必备条款》(全名为《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1994年生效)，现在已有《公司法》及《证券法》，应该检讨及修订。

　　记者：全国政协、招商银行(3968-HK)银行行长马蔚华已有提案，呼吁修订《必备条款》。

　　史美伦：这是好事。《必备条款》制定的环境与现时分别很大，当时的政策环境比较审慎，所以会从紧一些，但没有预期会永远不变。当时也没有预期H股对香港市场影响那么大，谁想到H股会占我们的市值那么大，成交那么大？

　　记者：一直没有机会问你，你是首位港人出任副部长高职，成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为何不做下去？还是你已达至一些目标，功成身退？

　　史美伦：我不会说自己功成身退，我2001年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时，答应中央政府会做两年试试看，这是一个新尝试，结果我做了三年零八个月，我觉得这已经很足够了，要做的事已经做完。

　　记者：我们却认为是有些事你做不到，或者说要你走后才能做到，要「身退才功成」？

　　史美伦：我不这样看，在香港我也有很多事做不到。本来我做两年便退出，但中央领导两度挽留我，结果我多做了一年零八个月。

　　记者：中央领导一直希望引入国际金融人才，本来你的任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但你却做不长久，这会否给予国际人才一个负面讯息？你对有心为国家做事的人才有甚么建议？

　　史美伦：如果有心为国家做事，三年、两年、即使是一年，都是好事，我认为两地需要更多不同层次的交流。我到北京之前，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因为我93年已开始做H股红筹上市工作，到了中国证监会之后，才知道自己了解的只是皮毛，所以大家要多些了解中国。我发现内地朋友对香港市场认识，多於香港人认识内地市场，我们应该多些交流。

　　我希望日后会多些双向交流，不单是港人到内地，也可以更多引入内地人才来香港。

　　在我之后没有港人可以做副部级官员，我也不知道原因，可能是我做得不好。我想待遇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很多香港人可以短时期不要工资或者收取很低的工资，但这样不能长期维持。

　　记者：其实你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角色，为甚么要参选人大？你们如何分工？

　　史美伦：36名港区人大不会做同样的事，日后会有分工，我个人较关注财经及金融事务，希望日后熟习了工作规则后，可以有一些提案。现时大家在讨论港区人大应否设立代表处，但有人就担心这个出现两个权力中心，但我认为不会，人大不是全能的，只能反映意见，所以谈不上权力。

　　我有两地监管机构的实际工作经验，在沟通上有一些优势，参与人大是好事，我以前在公营机构服务很久，在人大机制内，可以借用我以前的经验。我不选人大也可以有其他方法服务社会，但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渠道，为何不试？

　　记者：你身兼行政会议成员，会否扮演沟通两地的角色。

　　史美伦：港区人大代表当然可以发挥沟通两地的作用，但我要强调中央与特区的沟通工作，特首已有很好的渠道，人大只会扮演补充的角色。

　　记者：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建议一次过拨款180亿元予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用作资助研究，据说是你一力促成的。

　　史美伦：我在去年4月接任教资会主席后，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议题是研究经费，首先我们觉得经费不够(政府每年拨款5、6亿元)，相对GDP的比例很低，第二是评估科研项目的机制需要改善。

　　我致信当时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也跟特首曾荫权及现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谈过，希望政府一笔过拨款予教资会，再以投资收益用於研究项目，这种方法在美国也十分流行。我当时的建议是政府拨款100亿元，但维持每年的资助，结果政府的建议是一笔过拨出180亿元，在一、两年后停止每年拨款。

　　这也是一个很理想的建议，我们期望基金每年可以得到约5%的投资回报，即每年会有9亿元，较现时一年5、6亿元的拨款为多，不过投资不一定稳赚，我们希望基金条款上有弹性，如果某一年投资失利，也可以利用某一比例本金，以免影响对研究项目的资助。

　　这个安排最重要的是可以消除政府的财政负担，让教资会自给自足。这180亿元，是政府盈余的15.5%，是相当重大的资源，但正如财政司司长所言，这是投资未来的重要一步。

　　记者：这笔资金会由教资会自设投资公司，还是交由外面的基金公司管理？

　　史美伦：我们会在教资会下将设立投资委员会，在市场遴选合资格的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我们也不排除交由政府或公营的基金管埋。

　　记者：这个经验可以让内地借鉴吗？

　　史美伦：我看不到为何不可？我们还注意到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现时不能用作跨境投资，这样不能与时俱进，现时内地与香港的融合愈来愈多，特别是珠三角，我们会研究是否可以消除这项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