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  执行所长 邢成博士

　　系列九：  强制托管“孤军深入”，配套制度相对滞后

　　2006年7月末，中国银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项下财产托管和信息披露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自8月1日起，信托公司如果办理新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应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交由合格的商业银行进行第三方托管，以保证信托财产的安全。该规定的宗旨在于促进信托财产独立、安全、稳健运用，保障受益人的权益。按照《通知》的规定，已取得证券投资基金或者企业年金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可以担任信托财产托管人。托管银行主要履行两大职责：一是安全保管各类信托财产，确保信托财产的管理和财产的持有相分离；二是对信托公司信托财产管理运用、信托财产价值核算和信息披露进行监督与核查。

　　毫无疑问，“第三方托管”的引入对于信托投资公司更加规范的开展业务和保障信托投资者的权益以及信托财产的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在《通知》出台之前，已经有部分经营比较规范、观念比较超前的信托公司主动引进了信托财产托管制度，以增强信托财产运用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提升信托公司的公信力。例如，联华信托公司在其推出的“联信.宝利”系列产品时，就多次与中国建设银行协商洽谈，最终与中国建设银行达成信托财产托管协议，由中国建设银行担任“联信.宝利”系列产品信托资产的托管银行，开创我国信托公司信托财产托管之先河。此次银监会正式出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项下财产托管和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首先使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业务信托财产的“第三方托管”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从制度上完善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托财产的托管行为，为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其次，“第三方托管”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和外部监管上提升了信托财产的安全性，使得信托受益人的合法利益有效地得以保护，同时“第三方托管”制度的实施整体提高了信托投资公司的社会公信力和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透明度，对于信托业和信托公司的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三，“第三方托管”制度的实施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了银信融合的步伐与深度，为银信合作注入了新的内涵。自2002年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资金信托业务以来，银行和信托之间就开始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了广泛的业务合作，其中，信托产品代理销售、信托资金代理收付、担保、信贷资产转让、银信连接人民币理财业务以及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等诸多领域以多种方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合作。而此次银行托管信托财产，必将使银信融合更加深入和紧密。

　　实际上《通知》下发出台后，各信托公司的反应、判断以及具体所处的境遇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甚至是较大的分歧。例如华信信托公司自接到通知以来，多家商业银行和华信信托进行了接洽，均对托管信托财产业务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该公司8月1日后成立的首批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华信信托与合作多年的农业银行签订了托管协议；前文所提及的联华信托公司也占据了很大的主动性。但同时该《通知》对相当部分的信托公司乃至商业银行而言，却不同程度存在不同层次的难题和障碍。例如江苏某信托公司就专门就此《通知》内容提出商业银行的托管资质问题正成为落实托管政策的重要障碍。“由于地方性信托公司与各商业银行总行商谈进行信托财产托管的可行性程度很低，因此直接与属地银行分行合作进行信托财产的托管是唯一现实的选择。但是商业银行分行要开展托管业务必须获得各总行的授权批准，目前大部分分行还不具备这一资格。因此，许多地方性信托公司找不到具备合格资质的商业银行进行托管，延误了托管工作的进程。”此外，由于信托财产托管业务要求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并且信托产品作为非标准化产品，管理难度较大，加之《通知》要求银行对信托的托管的职能比传统的托管基金的内容更多，政策要求更高，托管银行承担的责任更重。因此，一旦托管银行行权过度，如个别商业银行将信托项目提交审贷会审定，必将不同程度造成公司正常开展业务延迟乃至停滞。此外，商业银行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并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但信托财产的托管费却相对较低，商业银行的投入和收益不成比例，因此积极性普遍不高。而如果大幅增加托管费用，则又会进一步增加信托公司的运营成本或者最终转嫁到委托人身上。

　　综上所述，监管层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财产交由合格的商业银行进行第三方托管，宏观而言，对于信托投资公司更加规范的开展业务、保障信托投资者的权益和信托财产的安全以及促进银信融合推进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在微观操作层面上，必要的配套制度应当及时跟进，特别是信托公司与托管银行职责权限的界定、商业银行总行与分行之间的协调与授权以及相关收费标准等，都应该及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办法，以使这一制度真正得以实施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