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欲出手“规范”非公募基金会

　　日前有消息称，一份规范非公募基金会的专项方案已由民政部上报到中央高层讨论。这份方案中，对非公募慈善基金的参与人数以及款项使用都做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此方案将会对“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非公募基金带来何种影响，众多力图“散财行善”的民营企业家大为关心。

　　“对于私募慈善基金会这样的民间慈善，我们还需要从观念到机制慢慢磨合。”中国社科院前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表示，但关键是“不能因为要防止少数人做坏事，就制止了多数人做好事”。

　　八成年度募资或将被强制支出

　　在这份方案中，对发起人自身投入资金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以年度为考核周期：要求发起人每年支出的资金，必须达到自己发起基金投入的80％，比如一个非公募慈善基金的发起者投入1亿元，按照这个规定，在一年之内，他必须支出8000万元，否则将被视作违规。对于创办一个非公募基金的资金门槛是否会提高、会不会对资金使用做出规定等问题，目前还不得而知。

　　“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就会导致一种情况，即发起人不花自己的钱，而是花其他参与者的钱。另外，这份方案里也要对非公募的参与人数做出明确的上限，一旦突破，要按公募进行监管。”有官员称。

　　在中国内地，慈善基金从管理方式的角度划分，可以分为“公募”和“非公募”基金。前者面向公众募捐，而后者不能面向公众募捐，只能以企业和个人的名义设立。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非公募基金会这个新种类由此有了“合法身份”，允许以企业和个人的名义设立。

　　目前，承担慈善基金管理职能的主要部门是民政部。面对雨后春笋般崛起的非公募基金，有官员发现了“新问题”：一是非公募基金的规模越来越大，资金动辄以亿元规模计算；二是非公募基金的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非公募基金的规模、人数都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

　　长期以来，在学界普遍流行的看法是，相比于公募基金，非公募慈善基金基本游离于现有监管的框架之外，如同资本市场“私募”一样，唯一能够起到约束作用的，只有在发起设立“非公募基金”之初，由参与者共同设定的“章程”，除此之外，法规层面基本空白。有专家认为，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现状也确实使非公募基金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相应的“运作空间”，用来灰色操作的，甚至是洗钱。

　　“在中国，跟有着严格资质审查的公募基金比起来，非公募基金的监管条件相对比较宽松，只要有人发起，只须在民政部门备案注册即可，不需要相关部门批准。”一位长期研究此问题的专家表示。公募基金的“起始门槛”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前者要求800万元到账资金，后者400万元，而与此相对，非公募基金只须200万元，而且不分地域。但目前有官员认为，相对较低的资金门槛使非公募基金的发展难以规范。

　　办好事还要管理？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该方案对非公募基金更多持有的是一种规范、管理、甚至整肃的态度，这与社会上呼吁通过税收等手段扶持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声音有所不同。

　　截至2006年底，中国1144家基金会中，非公募基金会只有349家。而在美国，私人和公司基金会占据绝对地位，两者在数量和资产上占90％以上。“纯民间的草根慈善组织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公募基金会处于中等水平，而政府救助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表示。

　　《中国慈善简史》作者周秋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未来慈善要想持续发展，首先就要允许民间能够广泛地设立慈善机构。政府可以通过慈善立法，通过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来进行规范和制约。他说：“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走向。”

　　在现有的政策法规和社会氛围下，非公募基金会实际上受到很多限制，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一是“双重监督”的规定，就是要注册一个公益团体必须先找到一个政府部门作为“主管单位”，然后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这样大批做着好事的人和组织得不到合法地位；二是税法不健全，虽然名义上对公益捐赠给予“税收优惠”，但操作性较差，特别是不平等。只有捐赠给少数基金会，其中多数是比如捐钱只能捐给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才享受免税，这是很不合理的。民间慈善组织搞一个活动都很不容易。此外，成立一家私募公益基金会的门槛也太高，要数百万注册资金。这些都是人为的限制。“我们更需要‘松绑’！”不少老板或企业创立的私募基金会曾对记者呼吁。

　　一方面号召和鼓励捐赠，一方面又过分地对其管制甚至设置种种障碍，资中筠说：“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