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支农角度、现有公司治理结构、整体素质和决策能力以及改革成本等方面看，农行整体上市还必须解决大量基础性问题。要想实现整体上市，并非一日之功

　　□ 本报记者 贺江兵

　　自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行)在5月底提出“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股改思路后， 《财经时报》先后对国内金融专家、经济学家、国有商业银行人员进行调查，他们从支农、农行体制、整体素养以及改革成本等方面分析、考量，均表示农行“整体上市”几乎没有可能。

　　但《财经时报》也注意到，农行要整体上市并非完全不可行，只是需要恶补基础功课。

　　剥离与再生

　　农总行研究室主任李志成把农行不良贷款形成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政策性负担”。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为了让农行轻装上阵，国家于1994年专门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接受了农行剥离的政策性业务(多为不良贷款)。

　　随后，于1999年成立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接受了农行剥离的不良贷款3458亿元。

　　农行本来应该很轻松了。事实却并非这样，到2005年底，农行不良贷款高达7404亿元。

　　以下信息似乎可以解释农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2001年到2004年8月末，农行车贷业务一直居四大商业银行之首，到2004年8月底，农行车贷余额约440多亿元。但农行当时的车贷不良贷款额度也高居四大行之首。当时的车贷不良率高出一半左右。

　　2004年7月底，农总行下发通知，全面开展营运性车辆贷款占消费贷款清理检查工作，很多省市开始停办汽车消费贷款业务。

　　这一通知的有效性持续到今日，农行依然“基本不开办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现已重启了这一业务。

　　农行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盲目发展新业务，损失后又因噎废食，这似乎不符合好银行的经营理念，更不应归咎于执行国家“政策”所导致。

　　再者，政策性贷款也绝不能成为产生不良贷款的理由。国家开发银行就是一个例证，目前，这家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到1%。

　　差距

　　农行不仅与其它三大行有难以追赶的差距，甚至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也有明显的不足。

　　中国《银行家》杂志组织的专家团对中国银行业的排名似乎能说明一点问题。

　　在2005~2006年度中国13家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中，农行的财务评价为倒数第二。

　　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与资产质量关系不大的指标，农行同样垫底。核心竞争力排名中，农行倒数第二。其中，人力资源、组织和流程、产品和服务均为倒数第一；在公司治理、信息科技、发展战略上都是倒数第二。

　　这直接反映出农行在经营思路上同其他银行的“逆行”。就在其他银行削减流动性的同时，农行逢会必称，“去年本外币存款净增额在同行业中第一”。

　　在存款大幅增加的同时，农行加大放款力度，从2002年初到2005年9月，农行的贷款增加超过1.14万亿元，居四大银行之首。

　　这种做法蕴藏着巨大的信贷风险，但这样对农行有三个“好处”：一是用扩大分母的方式，降低不良贷款占比；二是增加贷款利息收入，做一份好看的利润报表；另一个“好处”如复旦博士叶檀所言，“如果把‘大公司航母’做成‘不沉航母’，那就去绑架巨大的社会资源后，逼得政府不想出手也得出手”。

　　谁当冤大头？

　　《银行家》杂志的这次排名还透露了农行讳莫如深的一个指标：农行2005年底的资本充足率竟然为-17.37%。

　　这一点，可能是农行整体上市的最大障碍。因为按照通行标准，银行上市要达到最低的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8%，不良贷款率降在8%以下。

　　达到这些硬指标的唯一途径是国家财政的支持。但或许只有农行知道注资的具体规模，因为农行没有公布其完整的财务数据。

　　曾有媒体报道，农行三次分别要求注资8000亿元人民币、9000亿元和1万亿元。这相当于国家向另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注资的总和。

　　按其最高要求——1万亿，那么，每位中国人需要为农行整体上市计划支付1000元人民币。

　　主管部门或许能满足农行的这一要求，但条件是农行必须进行一系列机制变革。

　　因此，就此而言，农行整体上市并非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