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金融改革堪堪上路

　　《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葛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当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攻坚期，在这一阶段，保持金融稳定与发展，事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大局。但在另一方面，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对内而言，低效率、高成本的金融体系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进程；对外而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溢出效应不断放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速推进金融扩张，发展中国家金融主权让渡、金融危机频发的风险持续放大。
　　因为形势逼人，自2003年底起，以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为标志，金融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通过企业改制，促成产权制度实质性转变，成为本轮改革的首要任务。尽管这一过程仍然存在大量根本性的难题需要克服，但最起码，改革开始逼近问题的实质。
　　眼下，“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之三步走战略基本完成，除农行以外的中资大型银行均已改造为沪港两地上市公司，且受到国际资本热烈追捧。三年冲刺，境外机构“短平快”地取得了进军中国的桥头堡，国资部门大限度地实现了账面资本增值保值，那些被投资的银行则甩脱了沉重的坏账包袱，开始打造意图中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多赢的局面，为下一步更为艰难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此之时尤为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应当看到，中国金融业长期封闭、长期落后的局面不会仅仅因为巨额资金的投入而发生质变。尤其是，在国有银行这样一个长期为政策所庇佑、至今仍然享有市场垄断及价格管制所带来好处的半封闭部门，改革的难点并不仅仅在于“怎么改”，甚至还有“愿不愿意改”的问题。
　　上市并非灵丹妙药，看看Ａ股市场那些漠视游戏规则、漠视股东利益的公司就能知道，即使是在上市后，优质企业、甚至只是合规企业，并不必然就会随之而来，徒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危险始终存在着。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某报告毫不客气地指出，“大型国有银行的实际运作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许多银行仍将大量资金贷给国有企业，贷款几乎或完全没有根据商业风险进行定价。”
　　金融改革之所以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资金系现代经济最核心资源，金融机构配置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总体经济健康与否；二、由于存在显而易见的负外部性（经济学中将经济主体给他人造成的成本问题称为“负外部性”），金融企业破产将会造成巨大的外部不经济。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似是而非的言论喜欢很是喜欢“金融安全”这顶大帽子，但其实，安全不是纸面上的安全，不是空谈中的安全，安全与否的标准应该是该部门能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因此，严格管制绝非金融安全的充要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世界上最发达、最稳健、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恰恰正是那些开放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瑞士、卢森堡等，而大多数发生过金融危机的经济体，在此之前都曾经长时期维持金融管制。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观念更新并非一蹴而就能够完成。除此之外，中国经济社会日渐明晰的利益分野将会大大加剧后续改革推行的难度。这些问题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金融部门，在很多所谓中的战略性行业，上市之后的继续改革其实都会遭遇类似挑战，即能否实现国资所有者的商业化运作，以及如何构建合理有序的竞争格局。
　　当然，即使没有这些瓶颈制约，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同样困难重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在大量中低端行业构建起了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但在几乎所有高端领域，“衬衫换飞机”的尴尬依然普遍存在，部分开放的中国金融行业，已经再现“贴牌生产”之虞。
　　目前，像汇丰、花旗之类银行的贷存比大约都在200％左右。今年1-9月，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债券融出总笔数为24253笔，融入总笔数为853笔，外资银行同期融入总笔数为3282笔，占到中资银行融出总笔数的14％。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很重要的原因是，外资银行吸收存款受到限制，但在另一方面，亦能看出某种不甚理想的分工正在形成，即，中资银行以大量网点、人力成本吸收存款，转而以较低利率拆出，外资银行则通过资金拆入，继而蚕食中资银行在贷款市场的份额。
　　如何看待得失需要进行通盘考量。退回封闭、维护垄断只能导致弱者愈弱，中国金融业一路走过的历程已经反复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当前阶段，惟有继续以背水一战之态势，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将倒逼的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趟出一条未有前人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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