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送出的股份全部被“除权”除掉一样，如果市场本身没有信心，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所有的政策资源都会被一一浪费。

　　在当前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在得到未来流动权的同时，非流通股东基本上都向流动股东赠送了股份。然而遗憾的是，非流通股东所支付的商业利益，流动股东并没有得到，而是白白“蒸发”了。对于一个价值P元的股票而言，如果非流通股向流通股东按照10：3送股，则股票价格通常会下跌到P/1.3元；如果按照10：2送股，则通常会下跌到P/1.2元，总之，G股的价格不是因为股票供给增加、配套资金不足而略微下跌，而是在流动股东市值不增加的基础上除权——送多少比例的股票，则该股票价格相应跌掉多少比例；送的越多，跌得越多。

　　流动股股东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以下案例：假设一个人拥有一栋价值100万元的房子，因为在工作、环境、权力等其他方面的损失，得到一笔补偿——政府在该小区内又白白送给他一套同样价值100万元的房子。由于天生的贫贱思想，实在不能接受自己“发财”的现实，于是，他把两套房子按照50万元一套的价格全部卖掉了。尽管政府每一次送房子，被补偿者的资产总额都没有增加，可是被补偿者还不断要求多送，仿佛所有的商业谈判行为都是为了“损人”，而不是为了“利己”。

　　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按照这种“规则”消耗下去，等该送的送完(同时也蒸发完毕)，非流通股股份过了锁定期集中上市时，如果仍然没有配套资金入市，市场还要自动“除权”一次，那么中国证券市场将被“除权”到哪里去呢？亟待解决的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难道在第二次“除权”时恢复吗？上述送股和除权的“陷阱”，只有在G中兴上市后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然而事实上除了个别“庄股”和前两批上市公司股改前被大幅炒作过的股票之外，所有的G股都应该“填权”。

　　所以制度缺陷不是导致所有问题的原因，制度改革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良药。股市的融资功能的恢复，跟股权分置改革的进程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是同行情本身一样，有赖于市场信心的恢复，有赖于财富效应下各种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资本市场。

　　如今市场又在传闻B股与A股市场合并，难道当初B股市场的制度设计有错误吗？当然没有！恰恰相反，在中国经济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迫切需要做大外币交易的境内资本市场，从而使境外投资者更方便地分享中国经济成长，使中国企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但是资本市场主管部门和交易所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过多少次有关B股市场的推介呢？到哪些国家作过B股市场的路演呢？邀请过多少投资基金来中国B股交易所参观呢？除了1999年周正庆主席在伦敦推介中国企业投资价值之外，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又做过多少次关于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推介呢？如果B股市场搞砸了可以跟A股合并，A股搞死了跟谁合并呢？

　　社会心理的力量

　　社会心理问题对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历史上曾经上升到很高的政治层面。1933年，两个非凡的政治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一个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个是阿道夫·希特勒。他们都把所面临的经济萧条方面的严峻挑战归因于社会心理问题。

　　希特勒察觉到绝望的社会心理，认为复苏需要强有力的行动，因此针对大萧条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施政演说。尽管希特勒的演说词有其邪恶一面，但是却极大地振作了德国人的信心，从而在其他经济变革措施配合下，使德国经济迅速走上了复苏的轨道。

　　罗斯福在采取一系列经济新政的同时，同样从社会心理方面对美国的信心崩溃进行诊断。他在希特勒的广播演讲一个月之后对美国人民发表了如下演说：“首先，让我表示，我坚信我们必须害怕的唯一事情是害怕本身，亦即不合理、毫无来由的恐惧，结果瘫痪了必要的努力，无法化退步为进步……”

　　不得不说，罗斯福的做法套用到当前中国的证券市场的确很恰当，由于没有信心和不合理的恐惧，中国政府要为证券市场复兴付出必要的努力。

　　上个世纪20年代华尔街流行的口号是“让美国牛起来”、“永不做空美国”，5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推出的口号是“购买美国股”，如今任何人打开美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首先看到的是一句口号“Building trust & confidence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建立对证券行业的信任和信心)。

　　在A、B股的负泡沫时代，中国资本市场当前应该有什么样的口号呢？在扎扎实实推进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政府应该推出哪些恢复市场信心、促进市场繁荣方面的措施呢？显然，这也是中国政府下一部需要仔细考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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