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现在来批判重农主义，很多经济学家也许觉得很滑稽。其实在中国批判重农主义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根深蒂固的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是导致500年中国落后的根源，还进一步约束了中国财富思想的发展。

　　财富思想与大国的兴衰

　　重农主义学派是一种极端农业劳动论者，把财产起源仅仅归结于农业，否认工业和商业等的作用。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远远比欧洲影响更加深远。法家、儒家都农业称为本业，把其他行业称为末业。

　　在重农主义时代，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不仅在农业生产力，而且综合国力方面遥遥领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亚洲、欧洲、北非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阶段性极限，恪守农业为本的重农主义思想成了财富拓展最大的障碍。

　　中世纪欧洲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论君主政治》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了商业创造财富的思想。200年前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为，市场交换可以促进社会分工，每一次交换都能为整个社会增加财富。重商主义把金银即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把对外贸易看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伴随着重商主义思想内的传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先后崛起。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宣扬“殖产兴业”，也就是所谓贸易立国、产业立国，美国商业和思想起源作为殖民地留下来的重商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范式。

　　上述国家的富强之路同四大文明古国有本质的不同，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农业生产而积累财富，而是完全外向型的思维，依托外部资源、发展本国优势产业，通过国际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

　　上述国家作为优势商业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商业资本在产业资本面前屈服的历史。只有英国和德国等国家成功地进行产业革命，成为又一代财富强国。

　　前苏联的崛起是工业主导的财富时代的最典型的案例。以重工业化、两大部类关系为理论基础，通过压制消费，注重投资和积累、行政分配、军事化、集中管理，迅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成为盛极一时的世界强国。

　　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贸易和产业革命中积累了一定优势地位，并利用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成为世界强国。而真正奠定美国全球地位的还是二战以后的金融和贸易体制安排。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全球硬通货，美国成为全球的中央银行。此外，美国还主导了以WTO框架体系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下，中东等地区的资源掌控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拉美、亚洲等地区被置于生产的最底层。如同16世纪英国人用纺织品、奢侈品贸易导致全球农业国家的白银向欧洲流动一样，如今欧美等国的高端产品扮演了16世纪欧洲纺织品、奢侈品的角色；而中国等国家的纺织工业、家电工业承担起使用价值提供者的角色，艰难地赚取着微薄的利润。

　　由于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人们不断发现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随着制度因素、金融因素、观念因素的变化迅速膨胀或者衰退。信用、体制、估值、吸引要素投入等手段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当东南亚几个小国迅速崛起的时候，就有理论认为其GDP增长包含较多由国际资本流入而导致的房地产、工资、汇率和其他金融因素导致的资产升值，从而断定这种增长是不合理的。以此为基础，某些金融投机家所导演的该地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价值体系的调整直接导致了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流出和蒸发，导致数万亿财富的毁灭。7年过去了，这些地区的增长模式、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主要金融产品指数也回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但是再没有人说它不合理，因为该卷走的财富已经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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