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普遍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有通缩或者产能过剩的风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启动内需，可是中国国内的消费增长速度并不低于10％，这样的速度跟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都不能算低。

　　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只有从需求、供给和国际财富分配三个层面分析才能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是信贷而非利率

　　主流经济学家都想当然地认为，利率越低越有利于降低储蓄、刺激家庭消费；反之，利率越高则越刺激家庭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但这只是一种假设，其前提条件是居民的储蓄存量为零或很低。

　　对于那些已经积累起一定规模储蓄的居民而言，可能出现相反的状况:利率越高，已有储蓄的收益越高，可期望的未来收益也越高，从而没必要增加更多的储蓄，反而会增加当期消费；反之利率越低，则现有储蓄能够获得的未来收入越少，因此居民需要更多储蓄以防未来，当期的消费反而越少。

　　凯恩斯理论诞生于欧美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现实操作意义远远大于亚洲地区，每一次降息都能够产生一定的消费刺激效应；而对于有传统储蓄偏好，更喜欢着眼未来的亚洲地区，尤其是日本和中国那些拥有一定储蓄的富裕居民而言，越是增加利率，越是提高他们当期消费的信心。

　　除此之外，亚洲企业对利率的反应敏感度也比不上欧美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银行一向只对信贷政策敏感。2004年，中国政府的信贷政策调控虽然饱受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其效果却出乎意料的明显——如果当初听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调整利率，效果就难说了。

　　其实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言，信贷都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在每一轮经济周期性变化中，商业银行信贷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经济的某一部分，尤其是房地产等行业被认为值得警惕的时候，信贷收缩的巨大威力迅速把人们从通胀的担忧引向对通缩的畏惧。因此，持续稳定的货币投放增长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中国没必要效仿任何所谓“文明的央行”，过分强调市场化利率调节，因为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政策和信贷监管政策，是中国商业银行信贷变化方向的指路灯。

　　为什么贸易顺差国总在亚洲

　　亚洲人民数额庞大的储蓄，不仅支持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支撑了西方某些赤字大国的财富和经济运转，可是大部分亚洲国家政府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徒劳地照搬西方货币政策，不断压低本国的储蓄利息收入和劳动力要素收入，从而使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出。

　　低廉的储蓄资本收入导致亚洲国家巨额资本外逃，而上述资本项目盈余并不能平衡巨大的贸易顺差，因为低廉的外逃资本远远不是亚洲向世界输送利益的主要方式，出口贸易中包含的低廉的要素价格，才是亚洲财富流失的根源。

　　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力要素收入被极大地压低。没有私有产权的土地，使大部分中国企业产品价格中只包含了少量的地租要素成本，大部分国有企业几乎不考虑地租成本而把这种土地要素收入免费搭配在产品中输送给进口国。

　　就资本要素的成本而言，除了中国因为商业银行保持了过宽的存贷款利息差而使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提高之外，大部分亚洲国家企业都能够享受到本国高额储蓄和低廉资本的好处，并且把这种好处廉价折进出口产品中，创造巨额贸易顺差。即使是中国，总体上大部分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都能享受到价格低廉的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至于产品中包含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成本，亚洲更是普遍低于欧美。

　　因此，所有要素价格的普遍低估，决定了亚洲国家肯定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更是全球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贡献中心，因为中国除了劳动力、地租被间接廉价出口，资本被直接或间接廉价出口外，还有汇率本身造成进一步的严重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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