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汇率政策必须与信贷、税收政策相结合

　　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内需相对增长缓慢都是因为开放经济下生产要素定价过低，低估的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产品的全球供给替代效应和需求外部转移效应。因此，提高劳动力要素收入是增强国内吸收能力的根本出路，这样短期也许会牺牲一定的就业，但是长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本国财富的增长。

　　提高利率，尤其是提高存款利率也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完全没必要让垄断经营的商业银行保持几乎是全球最宽的存贷款利息差。压缩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差，还可以增加商业银行经营压力，迫使其增加信贷投放规模，有利于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减少通缩风险。

　　此外，政府必须适当考虑国有企业的土地占用成本，否则对于国内其他企业是不公平竞争，包含在出口产品中则免费转让了本国的地租收入，还有可能导致贸易摩擦。

　　对于因为提高工资、利率、地租而引起的企业成本提高，主要应该通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提升来消化。对于短期的企业经营压力，政府应该通过降低税率加以对冲。

　　执行收入政策、提高生产要素价格和提高人民币汇率主要是调节国民经济的支出结构，有利于增加消费、控制投资，降低外需增速、提高内需增速，但是两项结构调整政策都带有总量调节效应，因此必须配合其他措施加以对冲，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

　　降低税率是供给学派对付通缩、刺激经济的主要政策主张，而中国政府比全球任何政府都具备减税的条件，这不仅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的税基扩大，而且因为中国的土地国有产权可以提供大量的国家地租，以及国有企业资产应该提供的股息回报，都可以弥补降低税率引起的财政收入下降。

　　信贷扩张是另一项必须执行的对冲政策，不管是通过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商业银行存贷款差额，还是通过窗口指导政策，中国在建设起一个强大、繁荣的资本市场体系之前，信贷的持续扩张都是保持经济活力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信贷能够保持稳步扩张，那么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还可以适当加快。

　　当然，减税和信贷扩张作为对冲政策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这两项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均衡，因为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财富的增长而不是“均衡”。所以减税和信贷扩张的政策重心也在于如何在尽快提高本国要素收入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较快增长。

　　总之，中国实现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在于仅仅通过财政支出调节和利率升降进行周期性地调整，而应该以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等结构政策为核心，以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为对冲和推动手段，持续地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和储蓄收入，同时压缩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来迫使其增加信贷投放，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活跃消费，提高储蓄资本的利用效率，并通过本币汇率和产品出口价格的稳步提升逐步减少国民财富的流失。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