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邓维捷诉交通、工商、建设三家银行及中国银联跨行查询收费案，日前由上海徐汇区法院正式受理。而“上海市民邓维捷诉跨行查询收费案”的代理律师吴冬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接到不少市民的来电，纷纷要求加入，进行集团诉讼。

　　“跨行查询收费案”主角邓维捷1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诉讼案中来。一个人面对一个垄断行业，她在心理上感到了不少压力。

　　吴冬表示，这种集团诉讼虽然有法律依据，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集团诉讼的先例屈指可数。

　　集团诉讼是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颇具特色的一项诉讼制度。在集团诉讼中，个人作为原告并不仅仅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同类群体要求赔偿全部成员所受损害，并要求被告停止对社会公众的持续性的侵权行为。

　　吴冬说：“邓维捷诉跨行查询收费案虽然代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但根据我国法律，诉讼主体必须是案件的直接利益相关人或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邓维捷无法直接代表所有受同类损害的人提起诉讼。”

　　但是，吴冬仍然指出了此案成为集团诉讼的一种可能。

　　吴冬介绍说，这起“跨行查询收费案”要转为集团诉讼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已有至少十名以上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且与邓维捷有基本相同的诉讼请求；二是当事人持有至少是这三家银行之一的银行卡；三是至少在这三家银行之一的ATM机上进行过跨行查询。

　　借道集团诉讼才有机会

　　作为一名主攻商法、合同法的律师，吴冬曾经代理过十余起包含公益性质的诉讼案件，但这些案件以败诉告终居多。

　　而这些失败的案例，也让吴冬对这次的诉讼，更加倾向于采用集团诉讼的方式。

　　“对侵权所依据文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延伸的基础性法律审查。我们对跨行查询收费在个案中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但我们实际上更为关注银行、银联等垄断性行业产品定价方式普遍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这一点，如果案件不是通过集团诉讼进行，一般不会得到解决。”吴冬说。

    吴冬曾经接手并已胜诉的案件中，一些涉及规则或规定问题的解决也不是通过法律途径实现的。2003年，吴冬代理了著名的“跑错机场案”。由于机票上没有用中文标明出发地为上海浦东机场，消费者杨女士误以为应在上海虹桥机场登机，结果延误了旅程。审理此案的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判决称，航空公司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但对于是否应在机票上标明中文出发地，法院认为与原告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案件处理范围。

　　“该案主审法官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给国家民航总局发了一份司法建议，让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已将问题的解决依托于法官与行政主管单位的善意，脱离了司法的范畴。”吴冬说。

　　而这次的跨行查询收费案，邓维捷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在诉讼中要求银行和银联停止侵害，取消跨行查询收费。

　　“停止侵害是这个案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我对于法院能否认同这一请求没有把握。”对于这项公益性诉讼请求，案件代理人吴冬显得并无多大信心。

　　跨行查询收费牵涉面广，法院是否会对跨行查询收费的普遍合法性进行一并审查，吴冬表示心中没底。他说：“在以往的同类公益诉讼中，我经常得到的劝告是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合理意见。”

　　“由于有全国人大代表的上书和诉讼案引发的反响，央行、银监会已经介入到事件之中，跨行查询收费或会生变。但问题的解决到底是要通过行政手段还是通过司法手段，这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亟需厘清。”全国律师协会宪法和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有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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