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基金已经普及到普通美国人的家庭。1998年，美联储调查发现，近一半美国家庭拥有共同基金。共同基金业者还成立共同基金协会。有关共同基金的出版物也很多。它们有书籍、杂志和报纸。例如，《共同基金》月刊专门报道共同基金。一些报纸把共同基金作为重要的报道内容。

    几年前，我还看到一篇描写共同基金经理人的报道。它写的是管理一只共同基金的三个基金经理。这三人并不是商学院毕业生，而是医学院的毕业生。因为它是一只健康基金，主要投资医疗和健康行业，故需要具有医学背景的人。三人改行从事基金管理。该基金业绩还被评为当年该行业中的第二名。

    共同基金对美国的公司运作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在Baruch College期间，我看过描写美国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基金（Fidelity）书籍。该基金管理几千亿美元的基金资产，并把这些钱投资到众多的公司股票中。它是许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参与董事会的决策。共同基金本来是代人投资，现在却成为说话算话的大股东。这是共同基金创始人所始料不及的。

    更重要的是，一些华人基金经理做得相当不错。例如，《精明投资》（SmartMoney）月刊曾做过基金经理评比与介绍。一个名叫杨海伦（Helen Young Hayes）的华人基金经理，曾连续多年被评为该类基金业的第一名。比我低一届的一位安医毕业生现在管理两家基金，成绩相当优秀，多次接受美国和欧洲财经媒体采访。

    但是，手握重金的基金经理一般保持低调。成功的基金经理并不想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向外公布，失败的基金经理更不愿意自暴其短。记者采访他们很不容易，让他们把故事说出来更是难上加难。为了采写这篇报道，我不得不从其他渠道寻找信息。这也是采写财经报道的难点之一。

    纽约市虽然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但共同基金的中心不在纽约，而在离纽约四个小时车程的波士顿。共同基金协会有定期出版物，并且还办有网站。因此，记者找资料比较方便。

    比较知名的华人基金经理有好几个。其中两个相当著名。他们是杰纳斯基金（Janus Fund）的杨海伦和奥本海默基金（Oppenheimer Funds）李山泉。英文媒体报道杨海伦的比较多。杨海伦曾经是美国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之一。报道李山泉的中文消息有好几篇，内容也相当丰富。

    但上网一查近况，发现杨海伦已经提前退休。尽管退休消息讲得不错，但是仔细分析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基金表现不错，基金公司会设法把经理留下。从字里行间可知，她管理的基金最近几年表现不佳。

    我先联系她本人，就给她原来公司电话留言，但没有人回话。我估计财经版过去报道过杨海伦，就去问财经组的江主任。她说过去曾采访过她，发过文章。同时，她对杨赞不绝口，说她“既漂亮又能干”。我在报社内部网上把文章找到，发现内容并不多。后来，我查阅英文资料，才把她的情况勾画出来。

    杨海伦自1992年成为基金经理后，曾经创造过一段基金神话。她管理的基金连续六年被评为此类基金的前三名。1992年到1999年，该基金的平均年回报率达25%，总的回报率达到383%。其资产规模也从10亿美元扩大到340亿美元。规模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美国共同基金行业淘汰率非常高。多年风光后，杨海伦的基金仅在过去几年才走下坡路，最后出局。由于市场变化太快，投资模型也交替流行。有时这种模式管用，有时那种模式赚钱。因此，很难说哪一种模式最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模式和生存之道。不能生存下来的就只好被淘汰。

    李山泉在华人基金经理中出名较早，互联网上经常出现关于他的报道。我先在网上查询找到几篇有关的文章。看过几篇报道后，再和他联系。他接到电话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约我中午12点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见面。他的办公室位于倒塌的世贸大厦旁边，和《华尔街日报》总部在一个楼群上。

    他请我到附近一个中餐馆吃午饭。我们边吃边聊。他讲到目前的华人基金经理的情况。吃过饭后，我们又一起回到他的办公室。但他不愿意多谈自己，建议我根据过去的资料改写一下就行了。我告诉他我准备采访好几个基金经理。他说可以在布隆博格（Bloomberg）上检查这些基金的状况和经理的背景。布隆博格存储几乎所有基金及其管理人的资料。查过以后，没有发现那些经理自己介绍的情况与库存资料有大的出入。

    由于李山泉没有向我谈到他自己，我只好回去阅读网上下载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多是大陆报刊记者写的，很像表扬稿。文章对他的背景介绍得很细，但关于他专业的部分写得语焉不详，而我就需要这个部分。我只好到他公司的网站上查阅他管理的基金，并把它打印下来回家研究。

    因为这些共同基金都是面对大众，因此它们的信息都是公开的。但困难的是资料太多，有几十页，阅读需要大量时间。其中一份是基金的招股说明书，需要的信息基本上都在里面。过去的报道都没有讲到他的基金是投资什么产品。招股说明书上讲得明明白白，它是一个黄金和特殊矿物基金。从招股说明书上的业绩看，李山泉做得不错。例如，1998年，他接手这个基金时，该基金是亏损的。他把基金扭亏为盈，最后一年赢利相当高。芝加哥的共同基金评估公司晨星公司将其评为四星，而最高级的是五星，四星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原来想把我的一个大学学弟介绍一下。他也毕业于安徽医学院，来美国读生物类博士学位，后来改行学工商管理，现在波士顿一家基金公司任基金经理，管理两家基金。因为业绩不错，他经常接受美国和欧洲财经报刊的采访。他不好意思拒绝我的采访，就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后来我说，我把一些英文报刊上的报道改写一下，再给他过目。他勉强同意。它的网站上就有许多报导，文章多发表在《华尔街日报》、《巴伦周刊》（Baron’s）、《聪明理财》和《金融时报》上。我把它们全部打印下来，在家里边翻译边改写。到了星期四，我的初稿已经完成。在我准备传给他的晚上，他打电话到我家，坚持将他的内容全部删除，一个字不留，理由是“中国人看不得别人有钱”。我看他态度坚决，只好照办。为此，我还遗憾好几天。我只好请一些朋友介绍其他的基金经理。魏德尔理德金融公司的基金经理蒋战鹏是其中的一位。他算是进步比较快的华人经理之一。1999年从纽约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他就进入该公司的曼哈顿办公室。他先做证券分析师，四年后升为基金经理，管理一只亚太基金。美国基金鉴定公司利普公司（Lipper’s）评鉴，他管理的基金回报率位于同类基金的前15%。他说，他是长期投资者，但客户倾向于短期见效益。如果一个季度不见效益，他们就拿钱走人。因此，基金经理为了留住这些客户，就不得不采取断线客的做法，见低就进，见高就逃。他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上赚了一笔。当中国人寿上市时，股价猛涨，他就见高抛售了。

    管理通用汽车退休基金的周平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基金经理。他是上海人，……中去部队当兵，退役后在上海一家商店工作，工作中自学英语。1991年，他来美国读大学本科，毕业后被通用汽车雇用，管理该公司的退休基金。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读硕士学位。从严格意义上说，共同基金与退休基金不同。前者面向公众，而后者仅限于雇员。但因为都涉及股票投资，故我也把他算了进来。周平的基金收益相当出色。他管理两支近十亿美元的基金，其中之一是中国基金。2003年，该支基金的增长幅度达116%。周平估计这个百分比在业内可能是最高的了。他提供的一张照片不错。那是2001年他去上海参加里昂证券中国投资论坛时，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握手时拍下的。我还采访了被美国公司派到中国组建合资基金的杨忆风。杨忆风说起他与中国同行的差异。

    尽管他来自中国，但不了解中国基金的做法，中国基金也不知道美国基金的运作。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双方越来越靠近。由此看来，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很重要。这些基金经理在选择股票上各有绝招。例如，与其他国际基金经理不同，杨海伦比较看重公司本身的状况，对所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不太关注。她选出的公司必须是市场领袖，有优秀的管理层和无限的增长潜力。中国电信被她看中，并为她赢得声誉。李山泉的投资策略是只选那些财务状况坚实的挖掘和生产公司，不选那些贷款多、投机性高的公司。周平管理两只基金。一个是全球基金，另一个为中国基金。他寻找与能源和基建有关的公司进行投资。特殊行业的公司也是他关注的范围，因为这些公司存在进入屏障。他还要考察公司的管理层如何，看他们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罗克代尔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沈隽也有自己的原则。一、看公司的基本面是否健康。二、看公司的技术面是否可行。三、看华尔街的分析师如何评价。他认为尽管这些分析师有倾向性，但这些分析师行业熟，分析得透彻。四，向股神巴菲特学习，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巴菲特住在远离纽约的小城奥马哈，做好自己的研究和决策，尽量不受市场的影响。为了使报道对读者有用，我还请他们给小投资者提点建议。蒋战鹏说，最困难的是了解其他投资者的想法，即阅读市场心理。他建议投资者多做研究工作。具体的做法是要分散投资风险。例如，选择黄金、科技和亚洲等不同基金来投资。短期投资者可以选择指数基金，长期投资者要考察基金经理的经验和基金过去的表现。沈隽建议个人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不要买小公司的股票，买行业领头羊。不要炒股票。个人投资者没有专业人员的消息多，不可能胜过专业人员。要买熟悉的股票。例如，纽约的大型批发商场人很多，证明经营比较好。驾车人都知道油价涨了，石油公司的股票也会涨。　　

    一些基金经理也说，华人要成为基金经理很不容易。来自上海的沈隽透露，该行业的门栏本来就高，职位又少，美国人都难进。华人要没有关系，没有名牌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要成为基金经理几乎不可能。因此，华人基金经理的水平要比美国人的要高很多才行。　　但对投资中国股票的一些基金来说，华人的中国背景就是一个优势。近年来，一些美国公司专门成立亚太地区或中国基金，聘请中国人来管理。这给中国的毕业生提供发挥特长的机会。　　　　

    采访完后发现，中国人基金经理都是靠苦干才坐上这个位置的。他们可以说都是拼命三郎，每天工作时间都在十多个小时。蒋战鹏给我讲了他的作息时间表。他早上六点钟起床，听广播，看电视。到办公室后，他要马上阅读《华尔街日报》，看布隆博格终端（Bloomberg Terminal）。　　上午和下午，他要参加许多会议，分析讨论公司。上市公司老总经常访问这些机构投资者。同时，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也来与他们探讨一些问题。基金经理还要时刻要关注自己的基金。一旦有什么变化，基金经理马上要采取措施。他有时还要打电话到香港下单。晚上六点，他才能离开办公室。　　

    在准备图片时，我突然想到应该配一张华尔街铜牛的照片。实际上，铜牛并不在华尔街上，而是在与之交叉的百老汇大道上。我那天专门赶到华尔街。本来想拍一张带有人物的铜牛照片，但是一直没有我想象的人物出现。正在我准备后撤时，一群高中生模样的人来到铜牛旁。一个白人男孩骑到牛背上，看我把相机对着他，他还高举双手，摆出胜利者的姿势。我就将他摄入照片。　　

    主编看到这张照片后，感到奇怪，问这人是谁。我一说经过她也笑了。我想这可能就是美国孩子和中国孩子的不同。美国孩子根本不在乎，拍照就拍照。这对记者非常有利。我拍摄很多这样的照片。如果拍美国人的，我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拍摄。如果是中国人，我必须动作很快，不让他们有所警觉，否则根本拍不到。　　

    美国共同基金协会和华尔街邮报网站(wspost.com)上介绍了基金发展史。第一家共同基金诞生于1924年。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发展成一个全国性行业，是美国证券市场的主力军。但是，一旦这些基金发展大了，就对市场能够产生影响力，很难掌控。因此，基金的治理结构一定要合理。　　

    避险基金经理郑方认为目前华人基金经理较少，其原因是时间未到。美国基金经理的道路比较平坦。他们从名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在基金公司做五年左右的分析师，然后再做基金经理。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学理工科的较多，一般是博士毕业后再读工商管理硕士。两者一加时间被拖长好几年。他还指出华人基金经理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留学生的沟通能力不行。中国留学生的智力都很高，但心理素质缺乏训练，语言也存在障碍。而基金经理要各方面素质都要好才行。很多华人具体业务能力都很强，但老是做分析师，就是不能晋升基金经理，与这些都有关系。沟通能力是基金经理的基本技能之一。后来，我采访基金经理邓琨时，就发现他的英语能力相当强。他不停地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在电话上多方通话，其英语水平和美国人的没有区别。他是北京大学英语专业硕士毕业，在美国读过文学博士学位。而其他理科专业的出身的基金经理很少能达到这样的英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