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本世纪初注册地原本在北京的大批金融机构纷纷选择“南迁”时，或许很少有人会想到，数年之后，风会重新往北吹。

　　7月1日，中信证券(600030.SH)公告称，公司住所正式由“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1030号海龙王大厦”迁至“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

　　昔日南下潮

　　2001年前后，为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1995年成立时注册地在北京的中信证券迁至深圳，成为当时金融企业“南迁”的重要代表。

　　公开资料显示，2001-2003年期间，除华夏基金外，注册地最初在北京的6家基金管理公司纷纷选择大举“南迁”，博时基金、大成基金、长盛基金选择了深圳，富国基金、嘉实基金则选择了上海。

　　通过接收大批“南迁”的金融企业，2002年前后，注册地在深圳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较北京多出一倍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控股股东在北京的企业愿意把所属金融公司注册在深圳和上海，2002年前后，深圳注册的新证券公司中有中银证券、国都证券、红塔证券和第一创业证券四家。相反，没有一家深圳或上海的股东愿意将自己设立的证券公司注册在北京。

　　可以佐证的是，2002年，没有一家注册地在北京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诞生。

　　“税收是吸引金融企业‘南迁’的主要原因。”今年5月，北京市一位金融官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对北京建设经济中心乃至金融中心存在认识误区，北京市曾对搞好及如何搞好金融企业的服务存在认识上的不统一。

　　公开资料表明，两税合并之前，注册地在北京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所实行的所得税率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一般标准33%；而注册地在深圳和上海，实际适用的所得税率为15%。这对于资产在几十亿元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来说无疑极具诱惑力，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内部人士称，仅此一项每年就至少节省1000万元以上。

　　另外，深圳和上海舒适的人文办公环境以及管理层政策，是吸引金融企业南迁的重要原因。

　　有分析指出，对于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如果注册地在北京，其经营班子人选可能受到各级组织部门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很难真正根据企业的经营要求和专业要求任免班子成员。

　　与此同时，一位知情人士称，注册地在北京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需要参加的各种监管会议过多，有些监管部门要求所属机构“随叫随到”。最典型的情况是：一周五个工作日中，北京市各种监管部门需要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一把手亲自参加的会议多达7个。

　　北京重塑

　　不过，一切正在改变。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各级部门在围绕如何发展金融服务业问题上的认识统一后，借助于两税合并的“东风”，当地政府部门悄然刮起了一场重塑北京金融业的行动。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专门于去年8月成立了金融服务领导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能是加强与市金融监管部门、有关委办局、在京金融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并通过各种形式展开推介，召开座谈会，甚至去国外路演，吸引各类金融机构来京发展。

　　今年5月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和工作目标是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并从优化金融发展环境、优化金融功能区规划建设等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

　　“如果把金融企业比作是天上的飞机，那我们金融办就是机场地面的服务人员。”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金融办主任霍学文在谈及如何进一步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时，对本报记者如此表示。

　　显然，作为国内净资本实力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证券公司，北京若无充足的“条件”，中信证券不会轻易回迁。

　　“自从北京转变金融业发展思路，逐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后，金融企业选择落户北京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朗。”一家正准备步中信证券后尘将注册地迁至北京的金融企业负责人感叹，“作为金融企业曾经纷纷争相扎堆的深圳，必须拿出新的措施，来留住它们。”